前瞻十五五 | 超级街道：中国城市的“微单元革命”

中国城市竞争正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：从“拼规模”转向“拼质量”，从“城市群PK”下沉到“街道级较量”。深圳粤海街道、无锡蠡园开发区、佛山桂城街道等“超级街道”的崛起，不仅刷新了传统行政区划的经济逻辑，更揭示了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——以街道为“微单元”，重构产业、科创、人才与治理的底层逻辑。

超级街道的核心特征

特征1：高端产业云集，经济密度极高

超级街道往往集聚了大量的高端制造业、科技创新企业和现代服务业，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。以深圳粤海街道为例，这个仅有20平方公里的街道，却集聚了以华为、腾讯等为代表的超千家科技企业，年创GDP超过2500亿元，经济密度之高令人瞩目。

特征2：科创资源荟萃，创新氛围浓厚

超级街道不仅拥有众多的高科技企业，还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，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围。如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，在滴翠路两侧集聚了5个园区、16栋楼宇、50余家税收超百万的企业，以及一批高科技企业和创新科研人才。这些街道通过搭建创新平台、优化创新生态，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，推动了产业的持续升级和转型发展。

特征3：人文环境优美，宜居宜业并重

超级街道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注重人文环境的营造，形成了宜居宜业的良好氛围。仔细研究发现，超级街道都会通过提升城市品质、优化人居环境，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，为人才的集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如广州猎德街道，既保留了赛龙舟、舞狮等传统风貌，又汇聚了高端商务楼宇，打造了老城市新活力的优秀范本。

特征4：营商环境优质，服务高效便捷

超级街道往往拥有高效的政府服务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公共服务，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街道会通过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服务效率，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如佛山桂城街道，通过推出总部经济10条，拿出6000亩高效土地、10亿元专项保障资金，吸引了大量总部企业和高层次人才的落户。

超级街道的本质：城市经济“微单元革命”的三大逻辑

空间重构：从“摊大饼”到“绣花针”。传统城市化依赖土地扩张，而超级街道以“高密度、高能级、高附加值”为特征，在有限空间内实现要素的极致集聚。深圳粤海街道20平方公里创造超4000亿元GDP，无锡蠡园开发区2公里滴翠路汇聚6家上市公司，佛山桂城街道每平方公里GDP产出近9亿元，这些数据背后是“空间换密度”的智慧。街道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，正成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、提升经济密度的关键切口。

产业跃迁：从“单一赛道”到“生态丛林”。超级街道的产业逻辑已超越传统“专业镇”模式，形成“科创+总部+服务”的复合生态。深圳南山八大街道构建了从基础科研（西丽湖科教城）到产业转化（留仙洞总部基地）的全链条；无锡蠡园开发区在2.98平方公里内实现集成电路、创意设计、智能制造三链共生；佛山桂城街道以“总部经济+都市工业”双轮驱动，打造出“亿元楼宇经济圈”。这种产业生态的复杂性，恰恰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核心竞争力。

治理升维：从“行政末梢”到“创新中枢”。超级街道的崛起颠覆了街道的行政定位。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政策执行者，而是资源配置者、产业组织者和创新策动者。深圳蛇口街道通过“前海扩区”重构深港合作空间，无锡蠡园开发区以“八大产业服务中心”实现精准服务，佛山桂城街道推出“总部经济十条”定向赋能企业。这种“街道级经济治理”模式，正在重塑中国基层治理的权责边界。

隐忧与挑战：超级街道发展的四大失衡

区域失衡：“头部虹吸”与“长尾塌陷”。在超级街道的发展过程中，区域失衡问题日益凸显。粤港澳大湾区内的“四大超级街道”与中西部地区的街道之间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。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、产业层次上，更反映在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人才集聚等多个方面。同时，在同一城市内部，也出现了明显的“南北分化”现象，如深圳南山曾被誉为“南部像欧洲，北部像非洲”，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均衡，若缺乏有效的均衡机制，很可能会加剧马太效应，使得强者更强、弱者更弱，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。

动能失衡：“技术依赖”与“制度滞后”。部分超级街道在发展过程中，过度依赖单一的技术路径，如无锡蠡园开发区的集成电路产业占比超过30%，这种技术依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风险的集中化。与此同时，制度创新却未能与技术发展同步，知识产权保护、数据要素流通、跨境人才流动等领域的制度瓶颈仍然突出。这些制度上的滞后，可能制约超级街道的持续创新和发展，使得街道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缺乏足够的韧性和适应性。

生态失衡：“硬件过剩”与“软件短缺”。在超级街道的建设中，许多街道过于热衷于产业园、孵化器等物理空间的建设，而忽视了创新网络、文化认同等软环境的培育。硬件设施的过剩和软环境的短缺，导致了街道发展生态的不均衡。深圳南油片区从服装加工基地成功转型为时尚设计街区，正是通过“设计师社群+文化IP运营”的方式，实现了软硬环境的协同共生。这一案例告诉我们，只有硬件和软件相得益彰，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，推动超级街道的持续繁荣。

权责失衡：“市场活力”与“行政干预”。在超级街道的治理中，权责失衡问题也不容忽视。部分地区存在“街道经济公司化”的倾向，政府过度介入市场活动，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和活力的释放。如何平衡“有效市场”与“有为政府”的关系，成为超级街道治理的核心命题。政府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，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又要加强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，为超级街道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。

打造“超级街道”的建议

建议一：实施“微单元精准振兴计划”，推动街道经济个性化发展

振兴国际智库建议，各城市都应建立街道动态发展模型，建立街道级经济评价体系，增设“产业生态复杂度”、“科创成果转化率”、“人才净流入率”等关键指标，以更全面地评估街道经济发展状况。同时，推行“一街一产一策”，针对各街道的资源禀赋差异，制定个性化发展路径。例如，传统工业街道可探索“工业上楼2.0”模式，如佛山南山智造红花岭模式；文旅型街道则可发展“数字文创+在地经济”，如深圳南头古城模式，以实现街道经济的精准振兴和特色化发展。

建议二：打造“超级街道创新共同体”，促进跨街道产业链协同

振兴国际智库提出，应构建跨街道的产业链协同网络，推动如深圳粤海（科创）、佛山桂城（总部）、无锡蠡园（智造）等街道形成“技术研发-成果转化-产业应用”的紧密合作链条。同时，建议设立“街道创新联合体基金”，由头部街道牵头，联合社会资本共同设立专项基金，支持跨区域的技术攻关与场景应用，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进程。

建议三：探索“人文经济驱动模式”，提升街道文化软实力

振兴国际智库认为，各街道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地方文脉，培育街道级文化IP，如广州猎德街道的“龙舟文化+现代CBD”模式，将文化元素融入经济发展中，提升街道的文化软实力和经济价值。同时，建议建设“15分钟人才幸福圈”，以深圳招商街道为蓝本，构建涵盖教育、医疗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微循环系统，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，增强街道对人才的吸引力和留存力。

建议四：创新“街道治理数字中台”，提高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

振兴国际智库建议，各街道应开发“经济治理智能系统”，整合企业征信、产业地图、人才流动等多维度数据，实现政策的精准推送和风险的实时预警，提高街道经济治理的智能化水平。同时，试点“街道首席数据官制度”，选拔懂产业、通数据、善治理的复合型人才担任首席数据官，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利用，为街道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。